江苏苏州的刘家港，不仅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港和归泊港，也是古代漕运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，史称“六国码头”，更有“天下第一码头”的美誉。刘家港的兴盛造就了一批商贸牙行、商贾漕户。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上海交通大学创始人、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、工学先驱、国学大师唐文治的祖上就是这样的漕户人家。

　　唐文治（1865—1954），江苏苏州太仓人。唐文治家族以德为先、以善为上，务实尚真、求新应变的家风，不仅为整个家族带来了荣耀，也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一

　　唐文治祖上虽是商人，但非常重视品德修养。1849年，太仓遭遇了雨灾，唐文治的曾祖父唐森阶租出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，租户们写下债券，并提出能否减收或缓收地租。唐森阶见此情境，取来债券当众烧毁。其祖父唐学韩也是如此，碰到灾年或荒年，不仅免去地租，还“以钱米施之”，与租户共渡难关。

　　唐文治的父亲唐受祺在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获得恩贡并例选为直隶州分州。他曾叮嘱唐文治：“我教你的就在于学习圣贤，稍立功德，能够无愧于先人。”唐文治做官后，唐受祺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，并告诫子孙要“勤廉报国”。唐文治在《茹经堂文集》中记载，唐受祺经常告诫子孙为人之道：“当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始，孝为百行之原，淫为万恶之首，伦常之地，尤宜兢兢焉。”

　　唐文治在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中壬辰科进士，同年任户部江西司主事。甲午战败，痛心疾首的他向朝廷上书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》，呼吁改革图新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唐文治为康有为发动的“公车上书”撰写了《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》，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。唐文治在升任商部左丞、左侍郎，主管农、工、商及交通、金融等事务时，为遏制官场贿赂之风，亲自制定《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》，规定商部官员“严禁纳贿贪污”，并阐明商政宗旨“以保护商民，开通商智，厚结商力，体恤商艰，培植商家元气，减轻担负，不苛扰、不干涉为主要”，首次明确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，以图私利。

　　鉴于日本有窥伺中国东北的野心，唐文治主张从速整顿东三省，确保东北的主权与安全，撰写了《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》，又制订商办铁路政策，鼓励在全国各地兴建商办铁路。然而，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、清廷的腐败、甲午战败及八国联军侵华等，让怀有强烈兴邦之志的唐文治深受震动，1907年9月，在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（上海交大前身）监督后，唐文治决定弃官从教。

　　二

　　“人生唯有廉节重，世界须凭骨气撑。”唐文治无论是做官还是办学，始终将道德修为放在第一位，强调“欲成第一等学问、事业、人才，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”。他主张“求实学，务实业”，在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时，提出以“诚、恒、耻、立志、礼、公、勤、俭”为学生修养德行的准则，还制订“勤、俭、敬、信”四字校训。在大礼堂悬挂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横幅。他时常邀请著名人士来校宣传爱国主义思想，激励学生要为强国富民而奋发学习。

　　在交大的14年间，唐文治广揽名师、厚植基础，立志办中国“第一等大学”，奠定并夯实了上海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学风，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。在创办无锡国学馆时，他强调：“吾国情势日益危殆，百姓困苦已极。此时为学，必当正人心、救民命。”希望通过传承中国文化来实现文化救国、教育救国。抗战期间，汪伪教育部接管上海交通大学后，派人“劝驾”唐文治出任伪交大董事长，并要挟他签字同意。唐文治从容作答：“行年七八十，此字可以不签矣！”其铁骨风节，落地有声。

　　唐文治是“求真尚实”精神品格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他倡导“实心实力求实学，实心实力务实业”，并最终奠定了上海交通大学办学方向和学科基础。

　　纵观唐文治的一生，他是新事物的接受者，又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者。帝国主义对我国掠夺和宰割的惨痛事实，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之心。弃官从教是他站在清末这个历史关口的一次重大人生选择。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，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培养我国的实业人才，因此创建了近代高等工科教育体制，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先例，为交大发展成为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三

　　唐文治“德善为先、求真尚实”的家风在后代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。

　　他有四子一女，除次子和小女早殇外，庆诒、庆增、庆永三子均在学教路上成就卓著。长子唐庆诒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交大任教，是著名的英语教育家。唐庆增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，曾担任中国经济学社编辑主任。唐庆永是货币银行学家。唐文治的孙辈也大多从事科教事业，长孙唐孝宣是化工医药专家，小孙唐孝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　　作为著名核物理与实验物理学家、中国核试验物理测试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，唐孝威回忆起祖父时，曾动情地说：“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讲解孟子的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的道理。”1998年9月，香港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唐孝威科学与技术进步奖，并为他发放奖金15万港币。唐孝威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我对一切奖励和奖金都看得很淡，只愿意老老实实为祖国多作贡献。”2013年，浙江大学将浙大的最高荣誉“竺可桢奖”颁发给唐孝威，感谢他为浙大理学学科和学校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。他将奖金全部捐给浙大教育基金会，用于设立“浙江大学求是理学助学金”，支持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安心求学。

　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唐文治及其家族，为我们呈现了“品德为先重气节、求真尚实为进步、与时俱进图发展”的精神品质和良好家风，是当今我们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文明力量和美丽花朵。这些力量与美好从历史中踏歌而来，生生不息，滋养并引领着我们砥砺前行。（陈洁）